美國的擴張主義與台灣的命運──160年來美台關係的回顧

尹章義 (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

出處﹕〈歷史月刊〉第112期 (2006年4月20日)﹐
第113期 (2006年4月30日)。

公元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總統。首度政黨輪替,由主張台灣要獨立的民進黨執政,陳水扁的國家政策走向,令各方憂心。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陳水扁提出「四不一沒有」──不宣布台獨、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公投和「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的問題」,並且宣稱,他的就職演講內容「將會讓國人及美國滿意、國際肯定及中共找不到藉口挑釁」。

一﹕「讓美國人滿意」是中華民國總統的重要任務。

2003年,扁政府執意「以公投綁大選」,美國總統布希嚴肅告誡陳水扁,當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訪美時,布希又當著胡錦濤的面,嚴斥陳水扁。此後,凡是出現有違「四不一沒有」的言論,大抵都會受到「麻煩製造者」的批評以及相應的懲戒。

2006年1月29日是農曆元旦。陳水扁為了挽救跌到谷底的支持度,又在大年初一拋出「廢除國統會、國統綱領」的議題。美國國務院不但主動嚴辭批評陳水扁,總統布希也以不堪的評語羞辱陳水扁,並透過重要幕僚容安瀾撰寫以「台灣近來的發展」為題的文章,重批陳水扁「民主並不是讓一個政府不負責任的護身符」,如果陳水扁執意廢統,「美國將以符合本身利益的方式回應」。

很多人質疑,到底美國與台灣是什麼關係,為什麼美國可以恣意支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本文嘗試循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來找尋答案。

二﹕美國的擴張主義主宰台灣的命運

世人眼見二戰之後,美國在世界各地發動侵略戰爭、政治顛覆、經濟操控和文化侵略,以為美國是新興帝國主義。其實不然!擴張主義原本就是美國立國的基本精神!

首先,1775~1783年發動獨立戰爭的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就是歐洲擴張主義者在北美建立的擴張基地,搶占土地、奴役原住民、掠奪資源就是他們的根性。

右手持槍南侵、北討、西進,1846年的美英俄勒岡條約、1848年的美墨條約,美國打敗了英、法、西班牙、墨西哥,占領了太平洋東岸;左手拿銀子,在鏖戰之後,買下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和阿拉斯加,今日美國的疆域才大體定型。

1783年,美國獨立情勢初定,由於財政困難,主管財務的羅伯.莫里斯 (Robert Morris, 1734~1806) 即建議展開對中貿易,美國政府改裝一艘武裝私掠船稱為「中國女皇號」 (Empress of China),任命一名海軍軍官為船長,一名陸軍軍官為經理人,從事東方貿易。1832年,應美國商人和傳教士之請,又成立美國東印度艦隊,亦即日後亞細亞船隊和太平洋船隊的前身。

美國在華商人、傳教士,很早就注意到台灣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要求政府占領或價購台灣。

美國官方覬覦台灣,則以最高法院參議班然 (Aaron H. Palmar) 和眾議院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荊妥瑪 (Thomas B. King) 為代表,1848年,他們建議政府開闢由舊金山貿易或蒙坦拿到上海的北太平洋輪船航線。台灣北部以產煤著稱,正可設置基地和儲煤站,擴展對中商 務。

1852年,美國以四艘動力軍艦組成遠征軍,由海軍准將培里 (Mathew O. Perry) 率領東來,1853年4月到香港與東印度船隊會合,1853年7月,1854年2月兩度率船到日本,訂定神奈川條約 (日人稱之為黑船事件), 日本開放對美貿易,並以函館、下田為美艦基地,1854年7月11日美艦支隊到達基隆。事後,培里建議美國政府,「應單獨在台灣採取機先行動,建立一個美國殖民地或居留地,做為美國發展東方商務的中心」。

1844年,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伯駕 (Peter Parker) 協助美特使顧盛 (C. Cushing),繼英國在鴉片戰爭訂定南京條約之後,不費一兵一卒,訂定了「利益均霑」無限延伸的〈望廈條約〉。此後,傳教士及其子孫主導美中外交,即為常態。

1856年將屆12年修約之期,伯駕聯合英法脅迫修約,以占領台灣作為談判修約的最後手段。美國商人違反條約,私下到台灣貿易,在打狗(今高雄)設港懸旗,1857年美軍也悄悄進駐,設營升旗,為美國占領台灣預做準備,不久之後,南北戰爭爆發 (1861~1865),美國無暇外顧,侵占台灣的腳步才 放慢。

三﹕李仙得首創「東亞文明月彎論」- 督促日本入侵台灣

李仙得 (Charles W. Le Gendre) 是南北戰爭的退役軍官,1866年到中國擔任廈門領事,當時台灣仍是廈門領事的管轄區,經常以「砲艦外交」要脅台灣地方官,為美國商人解決問題;又經常以尋訪失事船隻和流落台灣的美國人為藉口,到台灣山區從事調查工作,並結好原住民,以備不時之需。

培里准將到日本叩關之後,美國便極力促進美日親善,協助日本近代化,以便操控日本。由於美國自覺國力無法與英、法等國在東亞對抗,不敢輕啟戰端占領台灣,轉而鼓勵日本從事代理人戰爭,占領朝鮮和台灣,一方面可以維護美國利益,一方面可以讓日本和中國敵對,使東亞永無寧日,美國也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執行前述政策最厲害的人選就是李仙得。

1872年10月16日,日本宣布將琉球王國收歸日本帝國的一縣,李仙得到了日本。美國駐日公使德朗 (De Long, C.E.) 將熟悉台灣事務的李仙得介紹給日本政府。李仙得告訴日本政府,台灣是個好地方,中國國力薄弱,遲早會落入他國之手,日本是亞洲國家,比歐洲列強 易於下手。

在李仙得獻給日本政府的第四號備忘錄中,首先提出「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

日本、朝鮮、琉球、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日本 海軍部文件 JN-R34-F44937-45) 這正是二十世紀前半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當時日本瀰漫著出兵征韓的聲浪,又恐引發中日大戰,對於國力未豐的日本未必有利。李仙得認為日本以保護琉球難民做題目,展開對中「欺騙外交」,取得出兵台灣的藉口,不必與中國決裂。

日本聘李仙得主持大局,到中國從事外交戰,再招募退役美國軍官,教導日本人在中國南方和台灣從事間諜活動、從事收買漢奸的工作,以備不時之需。1873年(明治六)8月,日本「征韓武斷派」敗北,次年2 月,決定以1871年牡丹社民殺害琉球島民為藉口出兵台灣,4月13日英國駐日公使禁止英人、英船參與,日本政府不得不中止出兵。

由於和李仙得緊密掛勾的日本西部軍人,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趨勢,5月4日再度決定出兵,5月22日即登陸琅(王喬),人數多達6000人,其中有500名工匠,182種植物和許多農具,明顯的是準備武裝殖民、久占台灣,而不是懲罰原住民。由於中國極力抵抗,而日本因為國力未豐,過份提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呈現力有未逮的窘況,不得不在12月3日從琅(王喬)撤兵。

日本雖然灰頭土臉,收穫卻意外豐碩:

  1. 中國承認「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為不是」,間接承認日本占領琉球的合法性。
  2. 英、法兩國自幕府末期,即藉口日人欺擾英、法商人而駐兵橫濱,日本出兵侵台之後,英、法知趣撤兵。
  3. 李仙得執行美國「替代戰爭」策略,成功率領日本出兵侵略台灣。在日本控制下的台灣、等於控制在美國手中。李仙得為日本訂定欺騙外交先行,軍事行動繼之的策略,為日本訓練侵略、擴張的人才。二十年後的甲午戰爭,主其事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者。

「琅(王喬)事件」之後,李仙得又到上海出版《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台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則是二十世紀中期「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先聲。1890年李仙得到朝鮮出任「皇室顧問」的要職,為日本侵占朝鮮做準備,直到1899年9月病逝漢城。

四﹕柯喬治推動託管不成鼓動台灣獨立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美國售予日本四艘鐵艦和許多軍火。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拜會各國公使,商請各國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美國駐華公使田貝 (Charles Denby) 則力勸各國毋庸過問此事,又力勸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樂於看到日本統治台灣,日本占據台灣遂成定局。

1895年5月31日,日軍在台灣北端三貂角登陸,6月6日,甫由日本轉到台北採訪戰事新聞的美國記者大衛遜 (James W. Davidson) 與洋商二人組成諜報小組,趕赴水返腳(台北汐止)日軍前線陣營,告知台北虛實,領導日軍攻占台北城,完成了美國人協助日本取得台灣的最後一個程序。

日人據台之後,台北領事館的官員,累積了四十多年的情報,又從活躍在台灣的英國和加拿大的傳教士、醫生、護士、教師、牧師手中,取得豐富的有關台灣的情報,收藏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中。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美國國防部軍事情報處(G-2)在日滿分處之下成立朝鮮/台灣情報組。清末在台北活躍的寶順洋行行東兼淡水美國副領事代理人顧爾 (Crawford D. Kerr) 之子,曾經在台灣住過4年(1937~1940)且曾環遊全島各地的柯喬治 (George Kerr) 就以「台灣專家」的身分成為台灣小組的主要負責人。

1942年,美國情報機構完成了台灣島戰略測量圖,印行《台灣財富摘要》。1944~1945年初,又陸續完成了十二套相當完備的民政手冊,準備2000多名美軍軍官登陸台灣之後,作為軍政人員行動準則之用。最重要的是:他們主張在台灣實施聯軍臨時託管制,由美國人掌握台灣的命運。以「台灣問題專家」身分參與訂定「台灣政策」的柯喬治,更以駐台北副領事職銜作為掩護,執行上述政策。

1943年12月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中國蔣介石委員長簽署並發表《開羅宣言》,在宣言中決定「剝奪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太平洋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等群島,歸還中華民國」。

將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決定,美國的軍政官僚並不以為然。只是開羅宣言決定之後,「不久就於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產生重新確認、擴大承諾和進一步的聲明的效果」(柯喬治語),使得他們不得不陽奉陰違。

1945年4月25日,美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史汀生 (E.R. Stettinius,美國國務卿) 正式在大會中提出國際託管地計畫,聲稱:「戰後將繼續統治美國用生命換來的若干島嶼。」

台灣包括在這項計畫中這項,當然違反了開羅宣言的決定,當時在大陸協助祖國抗日的台灣人群情激憤。國府遷台之後,曾任台灣省主席、副總統的謝東閔發表〈國際託治制與台灣〉,要求「不折不扣收復台灣」。戰時擔任對日諜報首腦,國府遷台後成為批判者領袖的李萬居,發表〈確立台灣的法律地位〉一文,責備國 府畏縮的態度:

三大強國開羅會議既經決議公布於前,中央對這個問題所取的態度為什麼那麼謙遜、遲疑、顧慮,不明朗而堅決地向中外宣布: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人就是中國的人民。這使我們感到很不可思議。」1945.06.01,《台灣民聲報》第四期)

1947年2月27日,台灣因為緝查私煙用槍失當而爆發所謂「二二八事件」,事件中,有些人到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請求協助,3月18日,到台灣查訪的蔣經國致電蔣主席,在電文中即謂: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 Kerr,請美供給槍枝及 money,美允 money,Cal. Daw 來、Kerr 調,有關。(原件尚存)

柯喬治後來成為支持台獨運動的主要力量,他所撰寫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也成為宣傳台獨的主要文宣。柯喬治立論的基礎即是:假若台灣由美國人託管,台灣人會很幸福,西太平洋形勢也會很安定,可惜台灣被出賣了!

但是,柯喬治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也明確的指出:台灣人的悲劇乃在台灣島離大陸不夠遠,以至於無法永久分離,以及無法擺脫外來勢力干涉他們拓荒式的生活。該島小得無法獨立,同時也太富饒,普遭垂涎。(陳榮成譯前衛版頁五十)

後來的台獨運動宣傳者,雖然找到許多比台灣更小的獨立國家,來批判柯喬治的說法,但是無法批評「台灣島離大陸不夠遠」這一點。其實,身為美國人,雖然在台灣住了一段時間,他的美國文化形成過濾器 (cultural filter) 使他無法理解,真正的問題是:台灣人的「中國大一統意識」,遠遠超過地理和物質條件,使得台灣獨立運動行不通,甚至連託管都不可能。柯喬治終究還算有點見識,知道台灣是無法獨立的。柯喬治顯然也代表了美國一般軍、政官僚的看法。

五﹕形式上的光復、實質的託管

1949年春,由於國共內戰勝負已判,國府退保台灣的態勢也日漸明朗,美國為了防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宣稱:對日和約尚未簽字,台灣在法律上仍是日本帝國之一部分,美國視台灣為「軍事占領區」,只承認中國對該島是「事實上的控制」。

1949年冬,國府退保台灣,6月25日韓戰爆發,兩天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關係聲明 (Truman’s statement on Relation with China):「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區域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

同一天,杜魯門宣布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海峽兩岸一國兩府的分裂形式由此形成。9月1日,一向以武力解決國際問題的美國,宣稱他們正在「尋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1951年2月,美國和國府簽訂軍事援助協定,台灣成為美國和平 (Pa Americana) 的棋子,圍堵中國 (Containing China) 的前鋒。形式上光復的台灣,實質上成為美國的託管地。

二十世紀以來,太平洋早已成為美國的內海、禁臠,所謂「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就是美國的安全;美國又以世界警察自居,四處駐兵開戰,台灣地處美國內海──太平洋的前線,不毀於戰火已是萬幸,美國所謂「尋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只是堅持將台灣繼續作為美國託管地的藉口。

六﹕《台灣關係法》是託管屬地法

1970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以51:49,支持中共的票數首次超過國府的票數。次年2月,尼克森向美國國會提出世界情勢的咨文中宣稱:「準備與北京對話!」1972年2月21到27日,尼克森到中國訪問,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72年2月27日上海公報;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聯合公報;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署八、一七聯合公報,逐步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但是,中美建交之後的 1979年4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卻又簽署了《美台關係法 (U.S.-Taiwan Relations Act)》,宣稱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任何以非和平的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的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仍然重彈1949年杜魯門對華關係聲明的老調,實際掌握台灣的命運。

美國宣稱《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法中卻又強調「凡當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各詞涵義中應包括台灣,此類法律亦應適用於台灣」,視台灣為一國,和美國的屬地法近似,亦即意味台灣是託管屬地的地位。在這個架構之下,中華民國的總統,雖然有總統之名,實際上也不過是美國屬地的總督罷了。瞭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美國總統和各級官員對付陳水扁的態度何以如此霸道了。

七﹕中國的崛起與美台關係的鉅變

1955年8月,美中便在日內瓦召開第一次大使級會議,一度中斷。1958年8月23日,中共以群砲猛轟金門(八二三砲戰)之後,中美大使級會議又在華沙恢復。1959年11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康隆報告》,主張「一中一台」,這就是李登輝兩國論和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先聲。

1963年12月,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文斯曼發表題為〈美國對共黨中國的政策〉中謂:「美國沒有理由認為中共會被推翻,決心對可能發生的改變敞開門戶。」1964年,中國第一次核爆成功而美國卻逐漸陷入越戰的泥淖。1969年尼克森就任總統,要求精研維也納會議(1814年9月~1815年6月)強國秘密外交的季辛吉探索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一切可能辦法。此後十年,終於完成中美邦交的正常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逐漸擺脫十年文革的玄學夢魘,進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代,1979年起,更推動「對外開放、經濟改革」和農、工、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每年的國家生產總值呈現百分之八以上的成長。

1988年,美國國防部的《廿一世紀世界霸權消長分析》,把中國列為敵國,並且視中國為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的共同敵人。1991年,美國國務卿貝克 (James A.Back,Ⅲ)在權威的《外交季刊》冬季號上發表〈美國在亞洲──形成中的太平洋共同體新架構〉一文中宣稱:美國將以「扇形架構」圍堵中國。彷彿是十九世紀李仙得「東亞文明月彎」的現代版。同一期中,吉爾伯 (L.H. Gelb) 也發表〈粉碎中國〉一文,主張美國應該採取非比尋常的手段裂解中國,甚至不惜煽起「分離主義」的野火!

美國人想不到的是:《外交季刊》發表這些聳動言論的同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陸續發表主權宣言和獨立宣言,1991年12月21日,俄羅斯等11國領導人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Almaty)舉行高峰會議,簽署《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書》、發表《阿拉木圖宣言》,宣布蘇聯正式解體。國力蒸蒸日上的中國,成為惟一可能和美國抗衡的大國,美國的對中政策,不得不由「圍堵」和 「裂解」轉向 Engagement (齧合、介入、束縛),美國無論是擔任世界警察(美其名曰維持世界秩序)、侵略弱小國家(美其名曰維護世界和平)或對他國施壓或要求分擔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都不得不尋求既對立又契合的中國的合作。

既然冀求中國的合作,美國就要信守上海公報、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和八一七聯合公報(三個公報)之中,有關台灣問題所作的對中國的承諾。台灣領導人的言行受到美國的看管、評論與斥責,在國際形勢不可能遽變之前,一時之間恐怕是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八﹕結論

由於美國的立國精神──擴張主義,不但在北美洲形成一個龐大的亞美利堅共和國,太平洋也成為美國的內海。太平洋西側的花綵列島遂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邊疆、前線。位居花綵列島之中的台灣,遂成為美國亟須掌握的寶地。經過百餘年的經營和若干歷史的錯亂,美國也的確掌握了台灣;造成了中國的分裂。

2003年9月,筆者在〈全球化發展史與台灣的本土化危機〉(《社會新天地》第五期)一文中謂:

由於土地擴張和軍事征服必須付出極大代價,野心家乃改採政治、經濟甚至宗教、文化做為擴張的工具與手段。此法的優點是被征服者往往不知不覺,有如水中煮蛙,待蛙覺悟時已無法脫身。此法雖然長效且深刻,對於野心家而言則是緩慢難耐,恐無法接受英雄式的崇拜與歡呼之樂。故而強國領袖依然蠢動,尋求機會發動具有即時性而且效果聳動的武力擴張。眼見民調支持率節節高升,面向群眾,宣布虛構的被征服者的罪狀,顧盼自雄,有若凱撒凱旋,享受羅馬議會和人民的歡 呼。至於極大的代價,自有人民付出,與英雄無涉。

綜觀現今的國際形勢和兩岸關係,美國為世界超級強國,美國的總統可以全球化為名,軟硬兼施,享受凱撒之樂,卻必須與中國妥協,不敢輕易蠢動;台灣的領導人,若產生凱撒式的幻覺,以英雄自居,恐怕不但享受不到議會和人民的歡呼,台灣人民反而必須付出極大代價!如何誠實的面對美國入據台灣和製造中國分裂的歷史事實,體會當前的國際形勢,作成明智的抉擇,實乃當務之急。

~全文完~

2010.10.21〈大國民〉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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