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兩制」的矛盾

作者﹕黃盛

寫成於 2018.04.27

 

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所謂的「南方談話」。

〈鄧小平南方談話〉(下稱〈談話〉) 全文提及「矛盾」的話只在文章的中段出現了一次﹕「… 如果不是那幾年跳躍一下,整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後來三年治理整頓不可能順利進行。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於主動地位。」〈談話〉其實是對東歐變天和六四事件 (文中說的「三年」,就是1992年倒數的三年﹔所謂的「矛盾」也就是三年前的「矛盾」﹗) 的回應。就前者而言,〈談話〉是對國際形勢的一個判斷﹔就後者而言,〈談話〉是對國內極左派的一個攻擊。

鄧小平的立論其實是個常識,但中國人因循守舊的思維已經有至少兩千年的歷史,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對西學的吸收﹑融會,以至再創造顯得那麼順利,彷彿一蹴而就﹔我們天朝大國則不斷反覆,超過一個多世紀還在「摸着石頭過河」,皆由於我們的民族性格以坦蕩學習西學為恥。連人家的精神面貌還未了解的時候便忙着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實在可笑。近日在閱讀祝勇先生的《紙天堂 —— 西方人與中國的歷史糾纏》,深深體會到中華民族基因中對「非我族類」的陰暗而猜忌的情緒。

鄧少平的「常識」無非是「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個「常識」也是老鄧對新中國頭三十年的斷症。鄧小平對新中國的診斷就是一條﹕改善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這就是鄧小平在其歷史環境中提出的「改革開放」的全部內容,在一個特定的意義上,也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本,跳脫不出民族基因的囚窖。

2005年,香港特首曾蔭權在其「政改方案」被反對派否決後於年底到北京述職,聽取「指示」,溫家寶總理在接見曾蔭權時說了一句「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頓成城中熱話。貫徹中國式政治語言的故意含糊不晰,因而沒有說者的對或不對 (準或不準),只有各家的猜測,溫家寶沒有進一步解釋。在五年後的一個記者會上,溫家寶似乎將香港市民的經濟生活與他的「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掛勾,款款而談。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撰文〈查找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上) 和〈香港深層次矛盾根源〉(下) 兩篇 (2012),基本上走的是鄧式老路,將溫家寶的「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解釋為一個經濟問題﹔這也難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肆業的王于漸秉承新自由主義的傳統,當然只能用經濟活動來解釋世界現象了。但被牽着鼻子走的尷尬則顯而易見。

如果「香港問題」並非空穴來風,而香港的確存在「深層次矛盾」,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這個「矛盾」僅囿於香港一地嗎﹖換句話說﹕這個「矛盾」僅僅是香港的「內部矛盾」嗎﹖缺此一問,我們便只能像王教授一樣被牽着鼻子思考。

容許我拿一例子說事。憲政在英國有一個文化背景,可以用兩個英語語詞表述﹕public servant (或 civil servant )。「Public」指的是公共領域,也就是孫文定義「政治」一語的脈絡﹕政治就是眾人的事。眾人的事當然就是公共領域的事。此義之下的「憲政」以民意為本,因此傳統政治系統中的所謂「官員」稱為「公僕」,public servants 也﹔但傳言另有一說,為人民服務者稱為「領導」。

公共領域概念是現代憲政的一個文化基礎,但龍的傳人不懂﹔因為幾千年來的中國都是統治者的私產,因此不存在「公共領域」概念﹗

真相在這裡﹕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兩制」的矛盾。

明擺着的,卻沒有人見得到或敢說出來,因為大家都被牽着鼻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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